目前，已有18个省份揭晓了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广东、浙江这些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省份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增速亦率先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中西部地区省份增速尽管略有回落，但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在今年“稳增长”调控政策的鼓励之下，二季度以来，地方上竞相扩大投资规模。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重庆、贵州等十余省市陆续发布累计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这直接为低迷的经济注入了强力剂。

　　然而，2009年放出的贷款也到了集中还款阶段，随着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土地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债务尤其需要关注。

　　根据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未来两年地方政府债务将进入集中偿还期，约有42%的地方债务将于2012年底到期，53%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

　　“一方面政府需要还钱，另一方面收入又减少，不管是展期还是银行贷款，政府对平台贷款是控制的，几重矛盾交织在一起。”魏加宁表示，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在偿债高峰到来时顺利如约还本付息是值得担忧的。

　　过去，在地方债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搞建设、上项目的资金需求,一大批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组建的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成为政府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项目的主要融资渠道，其中大部分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规模的过快增长,相应带来了潜在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真是前后交迫，既要充当提振经济的号手，又要充当经济隐患的消防员，左支右绌。在防止债务问题发酵与稳定经济增长之间，恐怕前者显得越来越急迫。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财政金融风险问题研究》一书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径下负债总额23.76万亿元，占2010年全年GDP比值59%，接近国际公认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的警戒线。

　　事实上，过去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其政绩需求，抱有强烈的“快速发展”、“超常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政绩冲动，往往大上投资项目，在缺乏足够财力支撑的情况下，通过融资平台、信托公司变相举债投资，由此形成了很大的债务“黑洞”。而这部分的风险也是最高的。从省、市、县地方债务的借债主体来看，地方融资平台举债规模最大，金额为4.97万亿元，是地方政府和机构债务规模的近2倍。

　　整体来看，当前地方债风险还处于可控状态，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跟欧洲的债务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欧债基本都是消费性支出；我国的融资平台，比如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包括污水处理、民生项目等，都是一些有效资产，对于后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撑作用。

　　此外，2010年6月起，国务院已经全面部署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为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堵上“后门”。同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动态监控机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实现“全程监控”。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支援。

　　尽管如此，这不是否认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在杜绝盲目性投资的同时，更多的要开放民间资本投资、调整现行财税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从规模上刺激经济到质量上激活经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