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基建”投资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但“新基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此后多个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5G网络建设等作为了2020年的投资重点。

“新基建”

主要“新”在三个方面

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广发证券(000776,股吧)经过推测粗略计算得出，七大领域“新基建”的年内投资规模可能大约在1.1万亿元左右。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3月6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主要“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新，“新基建”更加关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底层信息技术的应用，带动智能设备的生产和应用，而传统基建主要依赖钢铁、水泥等；二是作用新，“新基建”不仅本身是新业态、新技术，并且能够通过数据的收集、计算、模拟、反馈等创造出更多的新市场、新需求；三是模式新，“新基建”可以通过更加丰富的金融手段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运营，优化和改变以往传统基建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固有模式。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与传统基建本质差别的是，“新基建”项目单体投资体量较小，大致以十亿元以下投资体量的项目居多，数十亿元投资体量的项目极少。所以，在社会资本方面，对“新基建”的投资会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模式，不是以获取建设利润或做大资产规模为导向，更多是基于自身的产业来布局新的可协同要素，以力争让自身产业可以更高效、更全面地触达市场和客户，在新的市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政府方面，投资“新基建”的主要目的也是发挥其与各类产业协同配合功能，所以重在创新、重在前期研究，而不会像投资传统基建那样相对模板化地进行运作。

唐川表示，整体来看，“新基建”的服务范围是全领域、全市场的。在“新基建”投资体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受“智慧城市”“智慧环保”“智慧交通”等概念的带动，传统基建也会有更多的扩建投资需求。但在前期看来，“新基建”的投资主要会聚焦于其本身的范畴，即5G网络基建、新物流基础设施、新能源服务设施、大数据服务设施等领域，同时带动管理系统、安全系统、智能硬件、交通设备、通信设备、芯片等配套领域的发展。

“新基建”赋能经济发展

刺激形成新增长点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对“新基建”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多个重要会议部署“新基建”投资。平安证券指出，“新基建”既可以稳定投资、补齐国内IT基础设施短板，还可以赋能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新基建”投资主要由各类运营商和企业进行，市场化投资占比较传统基建大，对财政资金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强。

徐光瑞表示，中央部署后多地密集行动布局“新基建”，需要注意三类问题。一是要避免走大水漫灌、盲目刺激的老路，要严格以高质量发展为要求，将资金投入到符合地方发展的重要领域；二是要统筹协调好政府、企业等各方资源，特别是对民间资本参与“新基建”要从政策、资金、管理等多个维度给予足够的引导和扶持；三是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通过专项债、PPP等模式支持“新基建”，配合降低融资成本、减税降费、加大对研发成本补贴等方式。

唐川表示，近期，各地新出台的基建发展规划皆涵盖了产业转型发展、创新驱动、“五网”建设相关的“新基建”项目，且“新基建”的占比有上升趋势。而在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等理念、发展目标的影响下，市场也会自发地将资金聚焦于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新基建”领域。可以说，从政策层面和市场层面，注意力、资源、资金都会逐步聚焦于“新基建”的发展。故而，“新基建”的全面落地已是水到渠成。

金融支持方面，唐川表示，金融机构应该重点支持新兴科技领域的相关企业，并针对“新基建”和其相关企业的本质特性，用全新的模式和理念予以服务，如在提供信贷服务时不以土地、固定资产为主要评估标准和抵押物，而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或是基于建设、服务的预期收益提供中短期贷款等等。此外，从管理层角度来看，针对“新基建”，在专项债、ABS、REITs等金融工具，以及PPP模式的使用过程中提供政策倾斜，也是比较好的投融资促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