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17日在财新峰会上表示，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在一个相当长的转轨过程中，经济是不对称的，过热倾向可能性大于偏冷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通货膨胀始终是比较大的风险，始终放在突出的位置来加以针对。”

　　但是货币政策不能仅仅关注通胀。他指出，与其他国家单一盯住低通胀目标不一样，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还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

　　最近十年来，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周小川指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运行首先一个基点就是要做好流动性对冲。

　　对此央行安排了多种产品，包括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回购等。每种工具都有各自特点，吸引流动性、冻结流动性的深度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运作机制也不一样，“这些工具配合起来能够起到对冲流动性的需要”。

　　金融改革

　　重视自下而上式金融改革

　　周小川17日在“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自下而上式改革，这类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重视。

　　周小川举例称，包括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浙江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等均属于自下而上式改革，这类改革不同于由中央决策后统一进行部署的自上而下式改革，而是以地方先行试点继而推广全国为特点、自下而上地发生。

　　以往有观点认为，我国金融改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因为金融市场往往较为活跃，流动性很强，局部试点往往会产生改革的外溢性，另外试点也会产生地区间竞争的不公平。对此周小川表示，由于我国的改革很难有既有成熟经验供选择，此外我国又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难以找到统一的改革路径。他认为，改革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模式，自下而上式改革也往往因具有较高的改革热情而易推行。

　　宏观调控

　　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继接连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及中国金融改革、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等焦点话题后，周小川18日在首届“金融街论坛”上图文并茂地谈及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控原理，并回顾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央行采取调控措施的诸多细节。他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调控“出手快、出拳重”，取得明显效果，获得全球赞誉。他同时也坦言，“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周小川回顾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迅速采取措施，并很快向全世界宣布了包括将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同时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财政安排等一系列调控工具迅速跟上。

　　周小川结合经济学理论讲述了诸多调控细节是如何产生和应用的。他说，由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调控“出手快、出拳重”，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鼓舞，并提振了信心，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赞誉。

　　不过，周小川坦言，宏观调控须兼顾诸多目标，且调控手段纷繁多样，“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调控过程中也会有振荡。

　　周小川还谈到调控的前瞻性和调控有效性衡量等问题。他特别提到，当前调控一些经济运行中的状态变量很难测量和获取，这难免会对调控形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