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方向已经逐步转向宽松。当前，货币增速显著上升主要是央行大额逆回购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叠加居民和企业存款的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受年末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带动，企业短期贷款大幅度增加，对货币增速加快贡献巨大。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与以往货币高增长不同的是，当前货币需求变化在供求平衡中占据主导，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信贷增长的最大掣肘。

　　贷款期限结构“短期化”特征明显。今年11月份，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31亿元，占比继续回落。1-11月份合计，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为20.1%，比1-10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 。而代表货币活性的狭义货币量M1增速曾经在2010年以来持续走低，去年四季度至今M1同比增速已下滑到个位数，今年1月份和4月份M1增速均处于3.1%的历史最低水平。尽管此后M1和M2开始同步反弹，但11月份，M1、M2又开始同步走低，总体而言，货币活性仍不高。

　　同时，信贷贷款结构也显示，年初以来，一方面短期融资数量占比保持高位，另一方面，代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票据直贴利率持续走低，从而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继续下降。融资需求较多的部门转向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等银行表外融资或者债券融资。这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在供给层面，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底部也有一定惜贷情绪，信贷供给也不积极。银行出于对风险控制的考虑，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偏好短期贷款；在需求层面，中长期贷款占比大幅下降与企业对未来增长预期悲观，长期投资需求下滑，以及银行中长期贷款投放意愿与能力的减弱直接相关。另外，金融机构存贷差持续下滑，对银行息差和资产质量构成巨大压力，在存贷比的严格考核下，制约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

　　当前，中国货币调控的空间狭小，货币政策遇到了“进退维谷”的难题。内外部环境决不允许放松货币控制。从国内宏观情况看，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犹存，产能过剩风险积聚，房地产市场已经积聚新一轮反弹能量。而过剩产能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实际上都是银行体系潜在的不良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调控必须考虑节奏和力度，宏观经济环境并不支持货币政策动用降低利率等总量型工具。

　　从国外形势和国际资本流动趋势看，全球新一轮流动性宽松卷土重来，QE3推出后已经使持续近一年的短期资本流出转变为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而QE4所累积的效应也会在明年进一步显现，价格上涨会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给中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向前进不容易，向后退也很难，这更需要央行的货币调控有更多智慧。从根本上讲，货币活性来自于需求端的呼应。中国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是内外需萎缩叠加造成的，释放流动性并不会有效缓解内外需萎靡和产能过剩压力，反而会给宏观经济发出扭曲的信号，抬高金融和债务风险。当然，货币政策是需要做出调整的，但货币政策调整必须着眼于解决两大矛盾：一是总量和结构的矛盾；二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因此，政策必须创新，除了可考虑放松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之外，还可以考虑降低超储率以提高货币乘数。

　　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更多的是总量政策，无论是存准率、利率还是公开市场操作都属于总量调控，结构性政策需要靠信贷政策来解决。但从目前状况看，由于信贷投放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并不均衡，中小企业信贷获取难度明显大于大型企业。广大中小企业面临较高的上市融资门槛，无法直接从资本市场融资，公司债券和股权融资只占不到1%，更加倚重于银行信贷，如何降低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已成当务之急，因此，在新增货币投放中，要更加注重差别化信贷，对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应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降低其借贷和融资成本。

　　因此，央行可以采取货币政策“稳中趋紧”，信贷政策“稳中偏松”的组合。此外，央行还须强调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结合运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大体稳定，通过市场化来配置资源，使资金信号、资金成本反映真实的社会和实体经济的需求，通过市场化的引导和配置，使资金能够真正配置到它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至于使一些资金过度的流到虚拟经济中，导致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毕竟，明年经济的总体思路还是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这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有更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